比较大的证券公司中国野战炮兵史（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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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福斯”山炮虽然机动性不理想，但是，中国炮兵不能再等了，“一二八淞沪”会战与长城抗战的血泪教训展现了日军炮兵的强悍战斗力。长城抗战结束后，炮兵学校教官石廷宜悲愤写到:

“试观吾国之炮兵，虽有频年内战之经验，实无若何显著之进步。如淞沪及南天门之役，敌人仅以有限之火炮，向我阵地集中急袭，结果不但我军死伤齐重，即战壕亦几成平地，且炮弹所著之处，阵地摇撼如地震，守兵几不能立，是可见其集中急袭之威力有如此者。我炮兵将校闻之，可不急起直追，以渝洗历年来奇耻大辱乎！”

石教官是行家，他对日军炮兵优势的观察一针见血。一般文人墨客对带兵打仗一窍不通，每谈抗战，就是通篇日军几百上千门大炮狂轰乱炸，我军损失惨重……其实日军炮兵真正的优势是战法的进步。以长城抗战为例，日军在南天门方向使用的炮兵只有一个野炮兵联队，除此之外，就是各联队配属的山炮兵中队。即使第8野战炮兵联队满编出战，也只有36门野炮和12门榴弹炮。由于长城一带地形崎岖，也不适合部署任何重炮。

中央军前后共投入三个野炮团，再加上南天门守军第25师与第2师本身的山炮营，火炮数量不少于日军。三个野炮团之中炮4团装备与对面日军一样的“改造三八”式野炮。第2师山炮营也是与日军一样的“四一”式山炮。但是，中国炮兵却被日军完全压制。原因就在与战法的差距。日军非常重视“射、测、观、通、炮”的提升。能够将炮兵火力完全发挥。

时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的郑洞国回忆到:“我军火炮往往需要三发炮弹才能命中目标，但第一发炮弹刚出膛，则为敌军炮兵发现，招致敌排炮轰击，只好频繁更换火炮位置，不敢集中作连续射击，故而限制了火力发挥。使敌占有绝对火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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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1929年举行生地测地与标定演习时的基准点设定计划要图。由基准点、基线到三角交汇，可见日军实力

两次对日作战警醒了中国军队高层，必须立即购买新式火炮与观通器材，建立德国顾问理想的训练基地，以最快速度提升中国炮兵的技能与战法。“卜福斯”山炮虽有瑕疵，但却是当时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火炮，德国顾问可以彻底甩掉日式火炮，以“卜福斯”为教具，放手教学。所以，“卜福斯”不仅仅是一门炮，更是中国炮兵的希望。

博福斯公司原本是瑞典的一家钢铁厂，1883年博福斯的钢铁厂被诺贝尔收购，公司转型为兵工厂，在火炮制造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一战后，受《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军火公司不能制造火炮。所以纷纷将火炮生产线转移到国外。克虏伯买下了博福斯四分之一的股权，使克虏伯的火炮生意能够在瑞典延续下去。但是，博福斯的客户大都是小客户，如荷兰、比利时、泰国、保加利亚、阿根廷、瑞典、土耳其、巴西、瑞士、葡萄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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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卜福斯”的最大用户，分两批购买了320门

为了扩大市场订单，中国就是下一个目标，博福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销售布局非常缜密。其在华销售由克虏伯的老代理商礼合洋行负责，礼合洋行是顶级贸易商之一，在中国拥有深厚的人脉关系网。南京国民政府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期间紧急采购了“卜福斯”山炮，1928年，土耳其订购了184门20倍口径“卜福斯”山炮，但最后土耳其的付款出现问题，所以“卜福斯”没有全部交付。于是，就将这批库存火炮转手中国。

虽然是库存货，但是价格依然高的惊人，单价高达1.6万美元！相当于8万大洋，够给一个师发一个月军饷了。其实，这已经是“友情价”了。两年后采购“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充当战防炮），每门炮附带3000发炮弹，单价是3010英镑，大约1.5万美元。而“苏罗通”只是20毫米的小炮，相比“卜福斯”已经很便宜了。首批72门订单下达，总金额576万大洋。（由于当时的美国操纵全球货币汇率，所以每批价格波动较大）。

为了完成建军大业，国民政府决定为每一个师配属一个“卜福斯”山炮营，外加独立野炮团，以建军第一期30个师为计算，最低需要240门。其费用高的惊人。《塘沽协定》签订一个月后，蒋介石亲自写下一份中国军队新式武器采购清单:“卜福斯75山炮加购132门，每门附弹2000发；150毫米榴弹炮100门，每门附弹1000；75毫米步兵炮260门，每门附弹1000发；20毫米高炮100门，每门附弹2000；45毫米平射炮96门，每门附弹2000；150毫米加农炮36门，每门附弹1000；75毫米高炮36门，每门附弹1000；水雷800个；1.25米测远镜200个；剪形望远镜250个；牵引车160辆；180毫米与210毫米海岸要塞加农炮8门，每门附弹500；如果按照清单全部买足，总金额超过1亿银元。可见当时中国的国防压力之大。

蒋介石购买72门“卜福斯”山炮的原计划是编成两个独立炮兵团，剩下的给军校和炮校。当时，中国军队只有八个独立炮兵团，各师属炮兵编制也太小，导致炮兵军官很难有出头机会，所以，听到“卜福斯”来华的消息使炮兵们欢呼雀跃。然而，蒋介石并不是要扩大炮兵规模，只是在八个炮团中改编。八个炮团中有七个都是投诚而来的地方派系炮兵，然而，“卜福斯”炮团肯定要用德式训练的黄埔系炮兵，这让老炮兵们不干了，负责新式炮团编组的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和军政部政务次长陈仪联名上报，力劝委员长改变心意。然而，蒋介石铁了心要省钱，多一个炮团就多一份军费。最后选择了炮1团与炮5团改装。

中国军队按照德式编制于1933年2月成立炮兵第1旅，指挥装备“卜福斯”的炮1团和炮5团，炮兵旅是德式炮兵教育重要一环，特别是高等司令部幕僚勤务教育。在德式战术中，炮兵旅是一个指挥部，编制上打破了德国野战炮兵与重炮兵之间的隔阂，在规模上更具弹性，不受编制约束。因此，中国军队新成立的炮兵第1旅，并不是一个传统定义的“旅”，而是一个高级战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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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第1旅校级军官编制表

“卜福斯”来华不久，就发生了“福建事变”，给新炮带来了一个展示的机会（可惜又是内战），炮1团第2营配属给蒋鼎文的北路军，又闽北山区向福州攻击。闽北是崎岖的山地，没有南北流向的河流，所以，炮2营只能依靠骡马，从衢州行军到南平。此战蒋介石对新炮寄予厚望，事事亲自过问。然而，就在“福建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对博福斯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战后的总结，通篇都是“卜福斯”的机动力问题。

福建作战之后，下一个战场就是江西，在广昌战役期间，“卜福斯”的机动力问题再次发难。广昌的防御体系是在苏联军事顾问制导下修建的，非常坚固，进攻损失惨重，所以，“卜福斯”不得不上场，“卜福斯”在南京上船，水运至抚州，再陆路机动150公里到广昌。这150公里的山路足足走了21天。广昌战役结束后，“卜福斯”基本退出了江西战场。巨额的投资换回了“卜福斯”在中国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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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检阅的中央军校“卜福斯”山炮连。此时的驮马都是中国本土的骡马，无法胜任野战机动。

“卜福斯”机动力问题不但使中国选择制式山炮的一腔热血落空，也影响了中国国防工业自主化的进程，因为“卜福斯”山炮已经被定为中国第一种自产的新式火炮。而“卜福斯”的实战表现，让兵工署筹备的自产计划被迫搁浅。在蒋介石长城抗战期间追加60门订单的同时，已经决定自己生产“卜福斯”。1933年，蒋介石下决心斥巨资建立新式钢厂，赶上合金钢的潮流。然而，这一切都因蒋介石对“卜福斯”态度的改变戛然而止。他已经在无用的“卜福斯”上面浪费了1600万大洋，实战效果却如此难看，他不可能再浪费下去了。

1935年后，“卜福斯”虽有山炮之名，但炮兵已经不再把他当成山炮了。在放弃“卜福斯”的同时中国炮兵也在想尽办法来解决制式山炮问题。但是，选择非常有限，欧洲的新式山炮重量都太大，日本的“九四”式山炮最适合中国战场，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我们买不到。美国人的M1式75毫米山炮也很理想，但“孤立主义”时期，我们也买不来。而且当时的美国货名声很差，能买也不敢买。

法国施耐德看到“卜福斯”在中国命运后，想要开辟中国市场，1934年4月，自动运来了三门山炮，在炮兵学校高姿态的展示。“施耐德”山炮注重机动力，让中国炮兵非常兴奋，除山炮外，施耐德还运来了75毫米步兵炮，150毫米山地榴弹炮各一门。然而，德国军事顾问绝不允许法国炮卖到中国来。最后中国炮兵只能回到现实，继续使用老式的“克虏伯”山炮与“四一”式山炮为中国制式山炮。“克”式山炮忠诚的陪伴中国军队打完八年抗战，直到国民党退到台湾，才逐渐退出舞台。

“卜福斯”山炮来华，把中国军队的制式山炮带入云端比较大的证券公司，转瞬之间又跌入山谷，这门美艳的“女武神”，令人又爱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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